在《红楼梦》中寻觅乡情
文\李旭
四
《红楼梦》中的方言土语比较多，南北方言都在使用，但以北方方言为多。为什么与张家口的土语方言有如此大的渊源，一直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，可惜的是自己学识浅薄，多年来只坐在张家口坝上的大眼儿井里观天，得不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结论，只能谈谈自己的一点猜测吧。
第一，从曹雪芹家族背景来看，曹雪芹家与山西渊源深厚，而张家口方言恰是秦晋方言——山西方言的分支，曹雪芹熟悉，或用曹雪芹自己的话说，熟惯张家口方言就有了可能。
曹雪芹的高祖叫曹振彦，生年不详，卒于年。我推断他应该生于年左右，因为大同的地方资料记载，曹振彦在大同屠城升任吉州知州时的年龄为48岁，而这一年正好是年。曹振彦是明末清初辽阳人，原为红衣炮队的教官，后转到多尔衮部下随多尔衮入关，年，参与平定山西大同姜襄叛乱，指挥了屠戮大同的暴行（见《大同市志》。另姚雪垠在《李自成》一书中也有过艺术的描写），因功升任山西大同属下的吉州知州，年改文职升任山西阳和知府，其实就是大同知府，直至6年再升两浙转运盐使到南京上任，前后在大同做了8年厅局级的高官。
清朝的官员入关后，疯狂地掠夺占有关内资源，典型的就是跑马圈地，其实圈地不仅仅是占地，同时也把地内的民众置于了奴隶、家人地位，当时张家口地区以及内蒙正镶白旗、黄旗、多伦、化德、太仆寺旗等地都是被圈的范围。二月河在《康熙大帝》一书有关鳌拜的描写中，有极精彩的反应，虽说是小说，但有坚实的历史基础。
曹振彦48岁统治大同，正值壮年，入关前戎戈铁马，居无定所，一旦在大同稳定下来，在当时的情形下，一定会像其他满族新贵一样，广占田产，广蓄家奴，“一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，何况曹振彦整整干了八年清知府，否则也就不会有后来富可敌国的曹氏家族和南京的曹家豪宅——《红楼梦》大观园的原型。8年间，他家的绝大部分佣人、家丁、婢女，甚至奶妈都会是大同人，也有可能，曹振彦还会偷偷摸摸地私纳了一两个当地的小妾，无意识地推动着这个满族家族与汉文化的融合。可以想象，当时的曹府上下一片大同土语方言，而这种语境很可能成为了曹家之后的家文化基础且历多代而不衰。
6年，曹振彦南调，在当时是要携儿带女，卷金裹银，驱奴唤仆，举家南迁的，这些大同人连同他们的土语方言、生活习惯等便一同迁往了南京。
曹振彦生于年，卒于年，其儿子叫曹玺，生于年，卒于年，享年64岁。曹玺的儿子叫曹寅，生于8年，卒于年，寿祚54岁。曹寅的儿子叫曹颙，生于年，卒于5年，在世3年。曹颙的儿子就是曹雪芹，生于5年（所以有人说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），卒于年，比他父亲强点，但也是英年早逝，只活了48岁。从曹玺到曹雪芹，四代人中寿考均不过60。也就是说，曹振彦虽是曹雪芹的高祖，但相隔年代并不长，曹振彦死后仅仅40年，曹雪芹就出世了。曹雪芹出世时，当时跟随曹振彦的那些年轻的大同人大部分还健在，犹如《红楼梦》中所刻画的焦大形象，六十来岁，对贾宝玉及其姊妹们，生活形象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曹雪芹从小生活在这样一群人中，他熟悉大同方言土语就不难理解了。而大同和张家口在方言文化上，本就是同根同脉，音义都完全相同，《红楼梦》中大量出现张家口方言土语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第二，从张家口与满清王朝的联系以及在清朝的历史地位来看，张家口地方语言受满清官话影响至深，具有较为浓重的东北方言和北京方言的色彩。作为八旗上三旗正白旗的曹雪芹，其族根是在今天的内蒙古正镶白旗一带，其实就是张家口的坝上地区（广义的坝上地区指的是内蒙古高原中部地区），他能够熟练使用张家口地方语言，也是渊源所在。
张家口自北京建都以来，特别是元明清三代，一直是京畿重地。到清朝时，张家口既是战略要地，是朝廷的大北门，素有“京北锁钥，塞上名城”之谓；又是经济枢纽，是中俄、中蒙的主要通商贸易口岸；还是朝廷的牲畜饲养基地，坝上地区和内蒙商都、化德、黄旗、白旗、太仆寺旗等地均是清朝的察哈尔属地（到民国，干脆就把张家口设立成了察哈尔省），专司牛马羊驼饲养之职。称张家口为清朝中央的直辖地并不为过。这就使得张家口全面、深入地融入了清朝廷社会事务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这种背景下，语言的融合就成为了必然。如“周济”、“滚开水”、“舁（读于yu二声）东西”、“现成话儿”、“嚼裹”、“搅过”等，京张两地的发音虽然不同，但字义是完全相同的。（语气助词的不同能够较好地区别两地方言的差别。同一个方言，北京人缀“儿”，张家口人缀“子”，北京人说“脑袋瓜儿”，张家口人则说“脑袋瓜子”，语音上一个婉转细腻，一个刚劲有力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语音更多的是张家口形式。）
第三，从曹雪芹最后的居住地西山来看，他应该就在北京通往张家口的路上。曹雪芹回北京后，久居西山茅庐，这是公认的说法，更有敦敏、敦诚遗留的史料以及和张宜泉的诗为证。但西山范围很大，到底在那一个地点，人们多有争论。周汝昌先生在《曹雪芹小传》一书的《山村何处（一）》和《山村何处（二）》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，根据周先生的调查，曹雪芹“其移居西山脚下，应非一次直接之远路迁徙，固当是逐步流落，愈徙愈远之故，揆其情理，亦必路经海淀一带”；“还有一个传说：曹雪芹一度到京西蔚县教过馆”；“这西郊山村，到底是何处呢？年代既远，遗迹久湮，本已不好确指”；“过分倚赖书面材料而轻看民间的口碑，特别是当考查像曹雪芹这样的人物，那可能是不对的”。
不论结论如何，曹雪芹居住的西山，当是京城通往张家口的要道上，最远处，曹雪芹可能到过张家口的蔚县，并在蔚县坐过馆，教过书。京张往来商贾走客很多，备不住曹雪芹茅庐的边上就是张家口人开的小酒馆儿，并把他介绍到了蔚县。由此推断，曹雪芹所居处，其社会语言环境也应该是一种京张语言融合的环境，如果他真在蔚县教过书，干脆就有了半个张家口人的身份，加之家庭中大同人的背景，他的作品中不出现张家口方言土语反而倒成了该研究的问题。另一角度看，《红楼梦》中大量使用张家口日常用语，也是对曹雪芹在蔚县坐过馆传说的一个反证。
第四，从曹雪芹的朋友来看，大多数都是满清贵族后裔，有的虽是官吏，也不过是基层官吏而已，有的干脆就是没落贵族其中的一员。这些朋友成天混迹于旗人中间，熟悉没落贵族附庸风雅，社间拿大，架鹰牵犬，走狗斗鸡的生活，也熟悉北方的土语方言。
从现有资料看，曹雪芹有三个公认的好朋友，敦敏、敦诚和张宜泉。
爱新觉罗·敦敏（年—6年），字子明，号懋斋，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爱新觉罗·阿济格五世孙，16岁进右翼宗学读书，7岁在宗学考试中列为优等。8、9岁时曾协助父亲在山海关管理税务，在锦州做税务官，不久因父亲罢官回北京长期闲居。37岁授右翼宗学副管，46岁升总管。54岁因病辞官。敦敏家族虽在乾隆朝恢复了皇室宗籍，但一直处于受排斥的地位。
敦诚是敦敏的亲弟弟，五岁入家塾，11岁进右翼宗学读书，岁在宗学考试中列为优等，以宗人府笔帖式记名。4岁时曾受父命在喜峰口松亭关管税务。6岁因父罢官而随父返回北京闲居。33岁补宗人府笔帖式，旋授太庙献爵。40岁丁母忧，随即闭门不仕，以诗酒自娱，与宗室诗人如永忠等诗酒唱和。
张宜泉（—），清内务府汉军旗。著有《春柳堂诗稿》，现存最早者为光绪年间刊本，由其嫡孙张介卿付梓，对于红学研究价值极大。其“先世曾累受国恩”，后家族败落。张宜泉遭际坎坷，他13岁即丧父，后又丧母。他写有《分居叹》，言“嫂兄恓弃弟”，“亡家剩一身”，为兄嫂不容。他自己则是“纵饮原多故，拈毫只苦吟”。他在诗稿自序中感叹：“家门不幸，书剑飘零，三十年来，百无一就。”他慨叹“亡家剩一身”，“吐气在何年”？终身不得志，晚年靠教私塾维持生计。
二月河在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两部小说中对这三个人与曹雪芹的关系有过多节细致描写，基于二月河对清史研究的造诣，他的描写应该是有历史依据的。
几个饱学没落之士常常一起用卖字卖画的钱临山沽酒，把酒吟诗，敦敏就有《赠芹圃》一首感慨他们的这种生活：
碧水青山曲径遐，薜萝门巷足烟霞。
寻诗人去留僧舍，卖画钱来付酒家。
燕市哭歌悲遇合，秦淮风月忆繁华。
新愁旧恨知多少，一醉毡氇白眼斜。
在他们和诗嵌字之余，免不了的方言土语连篇，这不能不对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创作产生影响。
周汝昌先生曾对张宜泉的身世进行过考证，希图挖掘出更有价值的红学研究资料，但没有结果，这个人的身世成了一个谜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张宜泉和曹雪芹身世相同，地位相同，同是才华横溢而怀才不遇。如果说敦敏、敦诚与曹雪芹是上下级兼朋友关系，而张宜泉与曹雪芹是纯粹的哥们关系，与敦氏兄弟不同的是，此人一直居于京城，曾在张家口、承德一带逛游，最后死于北京。
曹雪芹有这样一批朋友，会受如何语言影响呢？
第五，从曹雪芹的家人和《红楼梦》人物的关系来看，上述推断当也在情理之中，并且有一定的证据相辅。
曹雪芹的爷爷曹寅54岁去世，与其爷爷曹振彦一起生活了17年。曹寅去世三年后，3岁的儿子曹颙去世，孙子曹雪芹出生，（只不过曹雪芹在写《红楼梦》时，把父亲曹颙的形象移植在了贾珠——贾宝玉的哥哥身上）。这时，曹雪芹的奶奶应当还健在，年龄不超过54岁，甚至更小，因为这样的贵族家庭是不会娶童养媳的。如果说贾宝玉是曹雪芹的原型，曹雪芹的奶奶，曹寅的妻子就是贾母的原型。
曹雪芹出生时奶奶如果健在，不超过54岁，还是贾母的原型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“贾母”与其公爷爷曹振彦的关系，以及她与大同的关系。曹寅与其爷爷曹振彦一起生活了17年，其媳妇一定也与曹振彦一起生活过，还有可能，这个媳妇是一个山西的名门闺秀，被曹振彦南迁时一起带到了南京并与其孙子成婚。
中国艺术研究院《红楼梦》研究所的专家在《红楼梦》序言中评说《红楼梦》的语言特点时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《红楼梦》的语言艺术成就，更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高峰。作者往往只需用三言两语，就可以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形象；作者笔下的每一个典型形象的语言，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，从而使读者仅仅凭这些语言就可以判别人物。”我的概括是，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是“写人说人话，写鬼说鬼话”。
在整理《红楼梦》中的张家口语言时，对“写人说人话，写鬼说鬼话”有了充分的印证。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绝大部分张家口方言土语出自贾母、刘姥姥、王熙凤、李纨和佣人丫鬟口中。贾政一代和当朝官吏几乎没有，贾宝玉及知书识礼的林黛玉、宝钗、黛玉等十二正钗也很少。这“人鬼”语言的差别，应该是有生活基础的，我想，这基础就源自于人物原型的语言特性。
第六，与后人的评注增删也有关系。
第5回有一段：“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，一面笑道：‘老三还是这么慌鸡脚似的，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。’”这“台盘”指场面、地位，张家口人也叫“台盘秤”，“高台盘”指大场面，重要地位。回末校记注：“‘高台盘’原作‘高抬板’，从甲辰本改”。第6回有一句：“看过这早饭就出去罢”，校记注：“‘看过’，原作‘伺候过’。甲辰本作‘看顾完了’，从乙卯、梦稿、戚序本改”。在张家口，准备吃饭叫“看饭”，吃完饭叫“看过饭”，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红楼梦》以庚辰本为底本，大约抄成于年即乾隆二十六年以后。《甲辰本红楼梦》是中州古籍出版社年1月1日出版的图书，这部抄本是年在山西发现的，被称为“脂晋本”，因书前有梦觉主人写于“甲辰岁菊月中浣”的序言，所以学界通常把它称作“甲辰本”。甲辰是年，比庚辰本晚3年。
庚辰本中的“高抬板”不是张家口方言，甲辰本中的“高台盘”、“看顾完饭”，戚序本中的“看过饭”却是地地道道的的张家口方言，因此红楼梦中张家口方言的使用可能与后人，特别是山西人的评注删改也有关。
第七，从前80回和后40回的比较来看，前后用词和造句方式习惯截然不同，后40回的作者明显不如曹雪芹熟悉张家口语境。
首先是在用词上前后差别很大，张家口方言明显减少，普通话增多。如“开水”一词，前八十回都称作“滚水”“热水”，但在第10回中，则叫作“开水”。其次从发音的角度看，句式结构也有较大变化。如第83回，“正说着，只见紫鹃从里间掀起帘子望外看，见袭人，点头儿叫他。袭人轻轻走过来问道：‘姑娘睡着了吗？’紫鹃点点头儿，问道：‘姐姐才听见说了？’袭人也点点头儿。”这段话中一连用了三个“点头儿”，点头发儿化音，张家口方言中是极其少见的。因为点头如用张家口话发儿化音是发不出来的，即便发出来，也是十分滑稽可笑的，任何熟悉张家口语境的作者都不会这么写，就像曹雪芹一样。前80回写作“款款”的地道的张家口方言，在这里改成了“轻轻”，整个一段话都体现着北京语音特点，和曹雪芹的笔法大相径庭。有的章回如、11、回，全回没有一个张家口方言。
后40回章法、笔法、句法都与前80回不同，属他人续写是无疑的了。但也有例外。其中的93、97、、、五回，用词和写作手法上与前80回比较相近，张家口地方语言特色非常浓厚。我想可能有两种原因，一是这几回有曹雪芹的遗稿或者写作提纲作参考；二是后40回也不是一个人续写的，其中的这五回是一个熟悉张家口方言土语的人所续，比如收藏甲辰本的那个山西人。
后40回的第一回文法上有些特别，整个篇章似有曹雪芹的风格，也使用了不少张家口方言土语，初步摘录了11个（光景、偏偏儿、出门子、估量着、地下、仍旧、拦头、懒待、得济、弹压、倒替），但仔细推敲又不像曹雪芹的笔法。如在正常叙述而不是特意描写特定人物形态性格的前提下，将“凤姐”和“脾气”的读音都发儿化音，这也不是张家口普遍的读音习惯，在张家口，除非老人对晚辈的爱称，一般情况下，称呼别人为“姐儿”，是对对方的不尊重，因为张家口人是把妓女称为“窑姐儿”的。前80回也是没有的。特别一提的的是，一回中用了七次“光景”，如此高频率地使用同一个词，前80回中绝无仅有，前80回是把光景、情景、行景、情形来交替使用的。也可看出本回作者在追求与前80回风格尽量统一一致情况下，在用词选择上的无奈。因此我推断，这一回是续写作者，在刚开始续写的时候，刻意模仿曹雪芹笔法的结果。
需要提及的是前80回中的第63回，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，死金丹独艳理亲丧”，虽然也有至少四处地道的张家口方言土语，如“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村你，你再过不去”中的“村”，“众人便知他趣白日间湘云醉卧的事”中的“趣白”以及“强死强活”等，但从整体笔法来看，本回遣词造句结构规范，语句顺畅，基本没有曹雪芹的那种形似病句的张家口语言特征。在用词上也更加通俗大众化，更接近现代白话，如“便（bian）易”，这个词与前头的“便（bian）宜”在张家口音义完全相同，前1-6回中都作“便宜”，本章改作“便易”，与“便（pian）宜”有了明显的区别且更加通俗。
再如丫环骂人的用语，也不像曹雪芹骂的尖刻刁钻、丰富多彩且雅俗共赏。如第46回，鸳鸯有一段骂：“你快夹着屄嘴离了这里，好多着呢，什么‘好话’！宋徽宗的鹰,赵子昂的马，都是好画儿。什么‘喜事’！状元痘儿灌的浆儿——又满是喜事。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作了小老婆，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，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！看的眼热了，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。我若得脸呢，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，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。我若不得脸败了时，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，生死由我。”这一段骂，起伏跌宕，雅俗兼容，文白相间，铺叙描陈，尖刻与诙谐并存，说理与责骂同在，令人拍案叫绝。第58回，芳官的干娘骂芳官：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！怪不得人人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。凭你甚么好人，入了这一行，都弄坏了。这一点子屄崽子，也挑幺挑六，咸嘴淡舌，咬群的骡子似的。”屄崽子，张家口民间骂人的脏话，和咬群的骡子相配，地方特色更加浓郁，张家口地区当时是朝廷的牲畜饲养基地，大户人家驾辕的骡子基本都出自这里，饲养和使用骡子非常普遍，骡子无生育功能，人们经常用骡子来骂人，暗含断子绝孙的意思。一段骂，分析与辱骂并重，逻辑严谨，活脱脱的刻画出了一个张家口乡下泼妇的形象。类似这样的骂，还有很多，如王熙凤的骂，贾母的骂，袭人的骂等等，各有风采且又各不相同，曹雪芹可谓骂人的老手。
本回也有一段丫环的骂：“知道的说是顽，不知道的人，再遇见那脏心烂肺的爱多管闲事嚼舌头的人，吵嚷的那府里谁不知道，谁不背地里嚼舌说咱们这边混帐。”短短一段话，用了两个“嚼舌”，其他用词也毫无特色，显得平淡无奇，一看就不是曹雪芹的风格。所以，本回虽在前80回范围内，但不像是曹雪芹的原著。
五
方言的分类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，原因在于语言不像地域那样，有着明显的分水岭，如秦岭，一山南北，气候迥异，而整个汉语言是一个整体，如同一道彩虹，虽然能够分出赤橙黄绿青蓝紫来，但很难划出这其中颜色的界限所在，这就是“十里不同音，百里不同乡”的由来。我所出生的河北省康保县照阳河镇闫连山村，最兴隆的时候有多户人家，余口人，基本口音都是张家口语音，但村民们还是将一个村的话区分成了“东路话”和“西路话”。“东路话”指的是从张家口万全、怀安一带搬迁来的居民说的话，“西路话”则指的是从山西大同、内蒙集宁一带搬迁来的居民所说的话，这和当地的地方戏曲“二人台”分为“东路二人台”和“西路二人台”如出一辙。“东路话”和“西路话”的区别不仅仅是发音上的细微差异，还包括风俗习惯和称谓的不同，“西路话”中的“大、妈、广、大爹、叔叔、夜儿个”，“东路话”中则称“爹、娘、哥、大爷、伯伯、夜来个儿”，这就是整体性的具体反映。
方言的分类在学界虽然五花八门，但老百姓有着自己的最直接、最简单的分发，这就是按大小行政区域来划分，诸如“中国话——河北话——张家口话——康保话——照阳河话——闫连山话”，而每一种话，都是一种长期以来中国汉语的融合，在汉话圈内，没有那一个地方的话是完全独立的或者说是特有的，都是一种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关系，区别在于融合的程度。
张家口在地理位置上与北京，山西大同，内蒙乌兰察布、锡林浩特，河北保定、承德接壤，从现在较为公认的方言分类看，张家口在方言上是和秦晋方言、北京方言、东北方言和冀鲁方言接壤的。这就形成了张家口的一种兼容性的语言特色，在张家口话中，包含了不少上述地理接壤地区的方言土语。如“待见”、“周济”、“怪道”、“生分”等词，山西、北京、河北都在使用，其实已经属于北方方言的大范畴了。在我所摘录的《红楼梦》中的张家口方言土语中，不少都是这种情况。不论使用范围如何广，关键在于，张家口人一直在使用，在这些词语中，蕴含着深厚的张家口情愫，更何况，即便是相同的词语，在使用的方法和所表达的意境上，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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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李旭，男，年出生于康保县照阳河公社闫连山村，年考入华北油田技工学校，现任华北石油荣盛公司监事会主席、纪委书记、工会主席，华北石油文联副主席、任丘市政协常委、沧州市进出口贸易联合会副会长。散文多以故乡康保为背景，力求以“一文一情景、一哲理、一情怀”的散文境界来讴歌故乡，宣传故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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